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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这次院士选举确实需要平衡各方利益，而其中的争议话题之一，则是郭沫若。郭沫若与罗振玉、王国维、董作宾一起，被誉为“甲骨四堂”。多年前，史语所考古组在殷墟第三次发掘中发现了“大龟四版”，远在日本的郭沫若闻讯，立刻写信索取拓本。相关资料刚刚出土，尚未公开发表，原本不能外借，不过，李济、董作宾等人都认为，郭沫若流亡在外，依然愿意关注中国学术，精神可嘉，便将拓本全部寄给他。不料，郭沫若竟无视学界规矩，径自把资料引用在他的《卜辞通纂》里，对于史语所慷慨出借资料一事，几乎只字未提，还在后记里写道，“知我罪我，付之悠悠”。此举令傅斯年极为恼火，一度打算诉诸法律，但是李济劝他说，学术为天下之公器，这桩旧案最终才不了了之。

　　三十多岁的夏鼐主持史语所一事，是傅斯年和李济全力促成的。20世纪30年代，夏鼐就读于清华大学时，二人共同做过他的导师，曾安排他参与殷墟第十一次发掘，更在他留学英国读博士期间给予了巨大的支持。1945年，夏鼐发掘齐家文化墓葬，确定仰韶文化早于齐家文化，彻底推翻了安特生的“中国文化西来说”。1946年末，傅斯年准备去美国治病，临行前，他对夏鼐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劝说，希望他代理史语所所长。史语所中前辈云集，夏鼐再三推辞，傅斯年却坚持认为，“所中的事，本来希望你们年轻人以后多负点责任，我当所长的时候比你们不年轻。现下所中的各研究院，不是书呆子、老学究，便是糊涂虫”。傅斯年一向崇尚“拔尖主义”，不遗余力地培养有才华的年轻人，显然，他对夏鼐青眼相看，把他当成接班人来培养，而胡适、李济也都对夏鼐寄予厚望。

　　出席首届院士会议的四十八名院士留下一张合影，他们绝大多数 西装革履，穿长衫者则寥寥无几，所以前排的张元济和胡适最为显眼。 这一天，也正是张元济和胡适作为院士代表分别致辞。耄耋之年的张元济开诚布公地呼唤和平：“倘若再打下去，别的不用说，我恐怕这个中央研究院，免不了要关门。”胡适则希望中央研究院能够继往开来：“中央研究院不是学术界的养老院，所以一方面要鼓励后一辈。我们可以够得上作模范，继续工作，才不致使院士制度失败。第二，多收徒弟。今天我们院士中，年纪最轻的有两位算学家，也是四十岁的人了。我想我们这一点经验方法已经成熟，可以鼓励后一代。再即希望以后二十年，二百年，本院这种精神发扬光大起来。愿互相勉励。”

　　陈寅恪的态度最为微妙，他拒绝乘坐教育部长陈雪屏派出的专机，不过，当胡适出面邀请时，陈寅恪表示，“现在跟胡先生一起走，我心安理得”。但他没有前往台湾，而是从南京取道上海，最终前往广州。尽管傅斯年屡次催促，陈寅恪还是暂时不打算到台湾或香港，而是留在广州迟疑观望。其实，傅斯年早就看透了老友，抗战时他就曾毫不客气地责备陈寅恪：“兄昔之住港，及今之停桂，皆是一‘拖’字，然而一误不容再误也。”这一次，陈寅恪终究还是选择了“拖”，辜负了傅斯年的厚意。

　　政府提供的有限的经费，他都用来扩建教室、宿舍，购置图书、 仪器，努力聘请有名望的老师，改善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环境。这些务实的工作，却频频遭人质疑。有人指责，政府给台大拨款，却根本看不出成绩。有一天，蒋介石的心腹干将陈诚问他，为什么不买点石灰，粉刷一下台大的墙。可是，傅斯年想要的“成绩”，并不是这些面子工程。他想让更多有才华的学生有读书的机会，可以衣食无忧，心无旁骛地学习。他时常会悄无声息地跑进学生宿舍，看学生们吃的是什 么，倘若伙食不好，他就更加自责。

　　这一年夏天，他因胆结石入院手术，出院后没有休养一天又开始工作，这样一直挨到12月19日那个寒冷彻骨的冬夜。他的夫人俞大綵后来回忆：“我为他在小书室中升炭盆取暖。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。我坐在对面，缝补他的衣袜。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，我催他早些休息，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，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《大陆杂志》赶写文章，想急于拿到稿费，做一条棉裤。他又说，你不对我哭穷，我也深知你的困苦，稿费到手后，你快去买几尺粗布，一捆棉花，为我缝一条棉裤，我的腿怕冷，西装裤太薄，不足以御寒。”

　　次日，他整整一天都在各处奔波，开会，做长篇发言。下午5点40分，他原本已经回到座位休息，不料郭国基突然起身质询，傅斯年不得不第二次登台回应，苦口婆心地解释，台大需要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困难，给他们营造安定的环境，才好要求学生们认真读书。他越说越激动，不禁大呼：“我对有才能，有智力而贫穷的学生，绝对要扶植他们。”半小时后，他疲惫地走下讲坛。陈雪萍发现他步履不稳，急忙上前搀扶，傅斯年已经突发脑出血晕倒在他身上。

　　他甚至也不是一个“好导师”。“好导师”是胡适对他的评价。1947年，胡适曾在日记里感慨：“史语所中很有人才。孟真确是一个好导师。”傅斯年去世后，蒋介石送的挽匾也是“国失师表”。但是，傅斯年崇尚的是“拔尖主义”，他只对他认可的年轻人青眼相看。他有时行事颇为霸道，无论对下属还是对朋友，常有“家长作风”，有时也不容易控制脾气，盛怒之时，常有无辜的下属被莫名地“误伤”。傅斯年深知自己的缺点，却也只是感叹：“叫我不二过可以，叫我不迁怒，我实在做不到。”

　　傅斯年去世六年后，李济给远在美国的赵元任写了一封信。他想举荐“考古十兄弟”中的“老九”高去寻出国访学。李济写道：“他进所虽不太早，但曾赶上安阳发掘，为思永所赏识。现在他整理侯 家庄的工作及思永遗著，成绩甚佳。在考古组内中国书读得最好，英文及日文的阅读能力亦不差，现在日本的梅原末治教授来此，对他的渊博甚为敬佩。孟真在时久有送他出国之意，以时代非常，屡遭挫折，只能怨命了。此次若有成功的希望，亦算我们完成了傅公一未完之愿也。”

　　他还出席了胡适的就职典礼，但他没料到，自己竟会遭到胡适公开奚落。在开幕式致辞中，针对大陆的胡适批判，蒋介石特地赞扬胡适“个人之高尚品德”，并希望“中研院”能配合政府“抗俄”。不料，胡适登台却说：“‘总统’你错了。”这句话让台下掌声雷动。胡适继而说，自己之所以在大陆被批判，“并不是清算个人的所谓道德”，而是自己在青年们“思想上、脑筋里留下了许多‘毒素’”。他又不厌其烦地讲起年轻时代的那些“新学问、新文化、新思想、新思潮、新的思想方法”，他还明确表态：“我们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，我们要提倡学术。”

　　许倬云在大一时选修了李济的“考古人类学导论”。他没有料到，老师居然布置了一门匪夷所思的功课：要求大家记忆四大人猿类体毛的密度。过了很久，许倬云才开始理解老师的苦心，“他只是要给学生严格的训练，正如同新兵入伍要踢正步一样”。李济还反复给学生们讲一个故事：“假如你要在一片草地上找一个小球，最靠得住的办法，就是将草地画成一根一根的直线，循着直线来回 走，走遍草地，你一定会找到这个小球。”这个方法看起来并不聪明，但一定很可靠。

　　晚年的李济，也曾屡次被政务所扰。朱家骅辞职和胡适去世时，李济甚至两度代理院长，但他没有忘记学者的本分。从1964年到1972年，每隔两年，他便针对一种器形的青铜器发表一篇重量级的学术论文，古老的世界可以让他暂时忘记时代的隐痛和人世的离散。当时，他的儿子李光谟远在大陆，生死未卜。那是他经历抗战劫难之后唯一幸存下来的孩子。1949年，李光谟原本已经随李济南渡台湾，但是，同济大学开学在即，李光谟坚持要回学校完成学业。回到上海后，他又希望留在大陆见证一个新时代的诞生。一家人从此天各一方。几年后，曾深受李济、董作宾恩惠的郭沫若宣称，李济们“或兢兢于古器物尺度轻重的校量，或则根据后来的历法推谱的‘殷谱’，真可以说是捧着金碗讨饭了”，把他们比作蜥蜴之类的爬虫。李济最器重的弟子夏鼐，也成为批判他的急先锋。1959年，李济和他的学术思想更是遭到《考古》杂志疯狂的批判。“文革”开始后，李济更加不敢想象儿子的处境，中断联系的许多年里，他和妻子强迫彼此相信，儿子或许早已死去。自然，还有一些事情，是他们更加难以想象的。离开大陆时，李济将女儿的遗骸托付他的学生、旧日的“考古十兄弟”之一尹焕章照管。尹焕章一直信守承诺，把遗骸藏在文物仓库里，悄然守护了十七年，不料，“文革”中却有人告密邀功，强迫他交出遗骸，当场砸烂。在这场浩劫中，尹焕章最终自杀身亡。

　　他熄灭在安阳的梦中。这座重见天日的城市，就像一座永远无法走出的迷宫，他和他的朋友们的一生，都被它牢牢困住。无论重病在身还是白发苍苍，无论留在大陆还是去往台湾，无论握手言和还是反目成仇，无论隔着沧海回眸眺望还是任由泪水洒落信纸，人世代异，生死离合，那座城将他们召唤到一起，却又残酷地掳去了他们全部的年华，仿佛他们生来就该是孤独的守城人，注定要找到那座城，进入那座城，在三千年前混沌的光阴里，消磨掉自己寂寥的一生。